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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律师: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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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律师: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发布日期:2008-03-25 作者:本所编辑部 点击:

——在浙江省第二届青年律师论坛上的演讲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法治的未来和青年律师的未来”,未来会怎样?我想未来一定会更美好!因为历史的巨轮总是滚滚向前,不因任何主观因素而改变。问题的关键是,中国法治的美好未来,什么时候能实现?我想大家都关心这个问题。勿庸置疑,作为法律人,我们都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一天。尽管12万律师在13亿中国公民中是沧海一粟,我们的愿望并不能起太大的作用,但不可否认,我们律师是中国法治建设的生力军、原动力。因为,谁更希望实现法治?人民希望。而律师就正是民间权利的代表。所以,律师更盼望法治春天的到来。江平老先生说“法治兴,律师兴。律师兴,法治兴”,这是对律师前途与法治建设关系的精辟概括。
  在通往未来道路上的中国当代律师,我们该如何迎接未来,做通向未来道路的铺路石?利用今天的机会,我就从律师职责的角度出发,谈谈我的看法。我认为,律师职责的本质表现之一,就是以公平正义为原则,独立地、理性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说我们该说的话,做我们该做的事。在民与民的争议中,我们代表一方发出自己的声音不是难事。但在民与官的争议中,就不那么容易。有着悠久官本位传统的中国,至今公共权力仍然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我们经常在路上看见某某局某某政府的汽车名片,却少见某某公司某某人在汽车上放一块牌子说明自己的百姓来头,我们时常看见“大盖帽”对老百姓吆五喝六,却难得看见普通群众对公务员大声说话,我们甚至时有看见法官打律师的新闻,却从来没听说过律师打法官。所以,作为民间权利代表者的我们,也自然在官员眼里矮半截。有时候,要发出点自己的声音,并不容易。因此,我今天讲的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仅就此展开。我这里所说的官,涵盖所有行使公共权力的公务人员和群体。
  去年底温总理到哈尔滨,察看松花江水体污染情况,了解群众生活用水供应情况。受访的群众感激的说,“我们的生活井井有条,社会秩序也很好。谢谢党和政府,把群众放在心里。” 温家宝说,“你这话要倒过来说,应该是党和政府谢谢你们,谢谢群众的理解、支持和配合。”我相信,大部分群众看到总理来看望自己,也一定会说出很多感谢的话,可见崇拜权力在中国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可贵的是,我们的总理能够看到政府的义务和责任,认为“话要倒过来说”,但同时我们也都看到,官民平等意识并没有这么广泛的“官僚基础”。
  我再说一个我亲身的经历。我曾经代理一群受化学气体污染中毒的学生家长跟当地政府交涉有关善后事宜,几轮谈判下来都是不欢而散。最后,信访局长振振有辞的指责我,“你是律师,你应当配合政府工作,怎么可以帮助他们上访?”我当时学着总理的话说,“你得把话倒过来说,我是来帮助受害群众主张权利、解决困难的,你们政府应当支持我工作才对。”话虽然说了,但是潜意识里我还是觉得,“配合政府”听起来更顺口。
  以上都说明,要代表相对弱势的民间利益说话,的确不那么容易。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有思想障碍。但是,尽管有这么多压力,作为律师的我们,还是必须发出我们自己的、有个性的、甚至是不同的声音。
刑事辩护中,我们是辩方;在行政案件中,我们是对方;在与法官的关系中,我们是当事方;与官方相比,我们是民方。总之,我们是我方,其他都是对方。既然是矛盾(哲学概念)的双方,我方当有我方的观点,所以,我方的声音很可能是不同的声音。如果或多或少的也听不出我们的声音有什么不一样,那很难说我们尽责了。这是律师的职业性质决定的。  
  律师是什么?究竟是官还是民。有人说了,律师既不是官,也不民。我非常赞成。律师是民间权利的代表者,尽管不是民,但是具有民间性。律师担任辩护人行使辩护权或担任代理人行使代理权,其权力的来源都来自于公民个体的直接授予,它是公民“私权”的延伸,这与审判权、检察权等国家权力(亦称“公权”)是截然不同的。既然我们的权力来自民间,并代表民间,当私权与公权发生碰撞时,我们的立场是不言自喻的,我们是声音当然会有所不同。
  律师发出自己的声音,还是律师的职业特点决定的。独立性是律师职业的一大特点,是律师取信社会的保证。律师的独立性,意味着律师应当独立于处于相对强势地位而又有滥用、扩张潜在习性的公权力,要求律师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有权而且应当拒绝听命于任何来自依仗权势干预其独立执业的指令;意味着律师应当与法官、检察官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在诉讼法规定的范围内,各司其职。这一理念和制度设计,理论上保证了我们能够不受干扰地独立地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说我们想说的话,做我们想做的事。
  律师要发出不同的声音也是当前的司法制度决定的。在司法实践中,在与政府公务人员的交往中,我们都能够深切的感受到,他们中的很多公务人员是视我们为另类的。如果说这个是现实误区,那么,再让我们来看看我国的诉讼制度。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司法制度规定了公、检、法之间的配合和制约尤其是配合关系,因此,在刑事辩护中,我们的观点中监督、制约的成分要多于配合,我们的声音也应当有所不同,否则,我们当事人的权益就无从得到保护,辩护人存在的意义又体现何在?
  身为律师能够不畏权势发出自己的声音是讲政治的体现。实行法治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依法治国成为我们党基本的治国方略,公平、正义不仅仅是全国人民的法律追求,也我们党领导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重大政治目标。作为法治建设重要参加者的律师,我们最根本的政治是什么?是法律的正确实施,是公平、正义原则的实现。当法律遭到践踏,当基本人权受到蹂躏,律师如果不能站出来发出点不同的声音,那我们律师就跟围观歹徒逞凶的看客没有两样。
  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不等于唱反调,但决不是单纯的华丽的修饰音;我们自己的声音不苛于求异,但决不为求同而存异,要为了异而顽强的抗争;不同的声音不是哗众取宠,而是为了奏成华美的法治乐章,因为我们知道,任何旋律都不可能只是一个音符。
  发出我们的声音,是一种责任,因为我们是民间权利的代表者,如果要下地狱,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发出我们的声音是一种忠诚,是对人民的忠诚,是对法律的忠诚,有时候是一种舍生取义的悲壮的忠诚;发出我们的声音,是一种爱,是对我们律师职业的爱,是对法治事业的爱,“观棋不语”式的明哲保身,是对法律的亵渎,是对社会厚望的亵渎,是对我们衣食父母的亵渎。
  张梦阳教授在他的着作《悟性与奴性——鲁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国民性”》中写道,人有三性:奴性、悟性、理性。所谓奴性,并不是真的给人做奴仆,而是精神上处于奴隶状态,依赖于外在的某种力量或者自身虚构的某种东西,受其精神奴役,缺乏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属于盲目的本能的人。悟性,则是悟己为奴,开始感悟到自己的奴性,争取精神的解放和思想的自由,然而尚没有达到理性的境界,对自身与外界尚没有深刻的系统的理解。而理性,则是达到了这种境界,对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及其相互关系有了理性的认识,成为了自觉的理性的人。一个人的精神发展要经过奴性、悟性、理性这三个阶段,一个民族同样也要经过这三个阶段。作为一个行业,我们也同样具有这三性,按我的观察,中国的律师尽管不乏精英,但大都还没有达到理性阶段,我们可以扪心自问,我们抗争过几回,我们妥协过多少?人民对法治的迫切渴望,要求我们稚嫩的中国律师,尽快感悟自身,尽早达到理性,真实地、自由地发出我们不同的声音。
  我们的声音是我们存在的标志,我们的声音是我们存在的价值,我们的声音是我们豪迈的进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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